TikTok内部员工多次警告儿童安全风险 高管被指未采取充分行动

这些证词由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从相关诉讼的法庭文件中获取，相关材料涉及TikTok员工在内部提出的安全警告，以及他们对公司管理层处理方式的描述，为外界了解平台内部如何评估儿童安全风险提供了新的信息。

这些证词于2026年3月提交至联邦法院，属于一宗于2022年启动的多地区合并诉讼。该诉讼汇集了数百起针对TikTok、Meta、Snap和Google的案件，原告指控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明知其平台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却未充分披露相关风险。相关指控仍需通过司法程序审查，员工证词本身并不等于法院已经对所有争议事实作出最终认定。

其中一项重点涉及TikTok的直播功能TikTok Live。根据前安全与调查部门高级员工里根·马赫（Reagen Maher）的证词，未成年人可能在直播中进行具有性意味的行为，并通过观众赠送的虚拟礼物获得经济回报。平台上的虚拟礼物可以通过相关支付机制兑换成现实货币，因此员工担心，这类互动可能演变为具有交易性质的性剥削，而平台也可能从相关交易中获得收入。

马赫曾于2021年至2024年在TikTok担任安全与调查方面的高级职务。她在证词中表示，自己曾将此类问题上报给当时的TikTok首席执行官运营负责人V·帕帕斯（V Pappas），希望公司高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一段被提交到法庭材料中的内部聊天记录显示，马赫曾向同事抱怨：“我已经和一些认为这些伤害没有那么严重的人争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好几个月了。”她还表示，公司高层已经知道相关问题，虽然一些项目正在尝试解决部分风险，但她希望外部媒体的报道能够推动公司寻找更多解决方案。

这一表述显示，至少在马赫的描述中，相关问题并非完全没有进入管理层视野，而是内部员工对风险严重程度的判断、解决方案的推进速度以及管理层的实际响应存在明显分歧。

根据员工证词援引的一项内部调查，仅在2022年1月，年龄为13至15岁的儿童就出现在约11.2万段TikTok Live直播视频中。调查人员还发现，相关内容可能涉及成年用户诱导未成年人进行性行为、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等风险。内部调查同时指出，部分违反平台规则的直播仍然产生了可观的虚拟礼物收入。

这些发现让问题超出了内容审核是否及时的问题。如果未成年人在直播中遭到性剥削，而观众又能通过虚拟礼物向主播提供经济利益，那么平台如何识别这些交易、阻止相关行为、处理已经产生的收入，以及是否及时向执法机构报告，都可能涉及更为复杂的法律责任。

美国相关法律对儿童性虐待材料、儿童性贩运和网络诱骗等行为设有报告要求。法律专家指出，如果企业实际知悉相关违法行为，却仍然从中获取利益，具体情况可能引发刑事责任、资金处理和反洗钱合规方面的问题。不过，是否构成违法，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掌握的信息、采取的措施以及适用法律具体判断，不能仅凭平台从直播中收取佣金就直接认定其构成犯罪。

NPR曾就相关问题向TikTok寻求回应，包括公司是否向美国国家失踪与受剥削儿童中心报告了所有符合报告条件的直播视频、是否关闭了涉嫌付费购买儿童性虐待内容的账户，以及如何处理被认定来自违法内容的收入。TikTok没有直接回答这些具体问题，而是向媒体提供了此前公开发布的平台政策。

另一份证词则将关注点转向推荐算法，以及年轻用户接触自杀和自残内容的风险。

TikTok前安全负责人埃里克·韩（Eric Han）表示，他早在2020年就开始担忧推荐算法可能将用户困在某类内容不断重复出现的“兔子洞”中。所谓“兔子洞”，是指用户观看某一主题的内容后，推荐系统继续推送越来越多相似内容，最终使用户长期暴露在同一类信息之中。

这种机制在一般娱乐内容中可能增加用户参与度，但如果内容涉及自残、极端节食、身体形象焦虑或自杀行为，就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韩在一份2020年的内部报告中，将相关现象描述为可能产生“真实的传染效应”，特别是涉及自杀想法和行为，以及平台上人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他认为，未成年人安全是一个必须有效处理的紧迫问题。

根据他的证词，TikTok内部当时已经认识到，持续接触某些类型的内容可能对年轻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韩表示，公司并没有充分向家长提醒儿童使用该平台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

这些证词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社交媒体平台是否仅仅需要删除明确违反规则的内容，还是也应当主动评估推荐算法可能产生的累积影响。即使单条视频没有明显违反平台规则，推荐系统仍可能通过连续推送相似内容，改变用户接触信息的频率和范围。对于心理状态尚在发展中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类机制可能尤其值得关注。

年龄验证同样是员工提出警告的重要领域。

TikTok通常要求用户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并表示会结合账户相关信息识别可能虚报年龄的用户，再将可疑账户交由人工审核。但根据马赫的证词，平台当时存在一些漏洞，未成年人可能通过Google、Facebook或Instagram等第三方账户登录，进入原本面向成年人的TikTok体验。

这意味着，即使平台设置了年龄限制，实际执行效果仍可能受到第三方登录流程和账户年龄识别机制的影响。员工称，管理层已经知道相关漏洞的存在，但公司没有在回应媒体询问时具体说明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家庭监管功能也存在类似挑战。

TikTok于2020年推出了“家庭配对”（Family Pairing）功能，允许家长将自己的账户与孩子的账户关联，并设置屏幕使用时间限制、内容过滤和隐私选项等。该功能旨在让家长在不必直接掌握孩子账户密码的情况下，管理部分使用行为。

然而，提交法院的2021年内部聊天记录显示，部分青少年账户存在可以解除家庭配对关联的隐藏入口。时任数字健康产品团队负责人的乔丹·弗隆（Jordon Furlong）在内部讨论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会使相关功能失去实际意义。

TikTok则表示，当未成年人解除家庭配对时，系统会向家长账户发送通知。不过，通知机制能否及时发挥作用，与家长是否查看提醒、是否能够理解账户行为变化，以及平台能否阻止其他绕过方式，是不同的问题。

这些证词还涉及TikTok如何了解自身用户的真实年龄分布。

据NPR报道，法院文件显示，公司早在2018年就曾讨论如何调查美国用户的年龄构成，但当时一些员工担心，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平台存在大量13岁以下儿童，可能引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监管关注。

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主要保护13岁以下儿童的网络隐私，通常要求企业在收集相关儿童个人信息时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相关法律对平台收集年龄信息、开展用户调查以及处理儿童个人数据的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据提交法院的证词，当时的讨论涉及如何避免在调查问卷中询问可能直接暴露儿童年龄的问题，例如用户目前就读于哪个教育阶段。一名负责TikTok Live的管理人员在内部讨论中提到，如果FTC获知相关调查，监管机构可能要求公司提交调查结果，而他对结果是否会带来不利影响表示担忧。

这部分材料反映出，监管合规与了解用户构成之间可能存在复杂关系。准确掌握用户年龄，有助于平台设计适龄内容和保护措施；但如果企业担心调查结果带来法律或监管风险，就可能缺乏充分了解用户群体的动力。至于相关讨论是否直接导致公司有意隐瞒未成年用户规模，仍需结合完整证据判断。

TikTok在2021年推出了针对13至17岁用户的年龄分级账户设置，对部分功能施加限制，包括限制私信以及使用TikTok Live直播等。但员工证词显示，单纯设置年龄门槛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用户可能通过虚报年龄、第三方登录或其他账户功能绕过限制。

截至202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13至17岁青少年中约68%使用TikTok。这一数据说明，该平台在年轻人群体中拥有广泛影响力，也意味着年龄识别、推荐算法和直播安全等问题可能影响数量庞大的未成年用户。

随着诉讼推进，TikTok面临的法律压力也在增加。除这宗涉及多家社交媒体平台的合并诉讼外，该公司还在其他案件中达成和解。2026年5月，TikTok同意支付800万美元，解决肯塔基州一个学区提起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瘾相关诉讼；同年9月，公司还同意与阿拉巴马州达成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相关诉讼涉及平台是否将产品设计成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以及是否向他们推荐有害内容。

和解并不等于企业承认所有指控，也不能替代其他案件中对具体事实的司法认定。不过，这些案件显示，社交媒体平台的设计方式、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以及企业对潜在伤害的认知，正在成为监管机构和法院重点审查的事项。

TikTok此前表示，公司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适龄体验，并采用多层次的年龄保障措施。公司在2025年发布的相关说明中称，全球尚不存在一种既能可靠确认用户年龄、又能充分保护隐私的统一方法，因此平台正在通过技术、合作和监管沟通探索不同方案。

年龄验证确实存在技术难题。严格的身份验证可能增加用户隐私风险，也可能要求用户提交敏感个人信息；如果只依赖注册时填写的出生日期，又容易受到虚报年龄的影响。如何在可靠性、隐私保护和易用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整个社交媒体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此次披露的内部证词所引发的争议，并不仅仅是技术方案是否完善。员工提出的问题还涉及企业在发现风险后，是否及时采取措施、是否充分告知家长，以及是否对可能从有害内容中获得的收入进行有效管理。

NPR称，TikTok在回应相关报道时没有提供针对具体指控的完整声明，而是指向公司此前公开发布的安全政策。随着相关材料进入法庭记录，外界将有机会进一步审视这些政策在实际运营中如何执行，以及管理层在接到内部警告后作出了哪些决策。

目前，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员工证词中的指控尚需结合更多证据和司法程序加以判断。但这些材料至少表明，TikTok内部部分安全人员曾对未成年人接触性剥削内容、绕过年龄限制以及被算法引向自残和自杀内容等问题提出过警告。

这场争议的核心，最终将落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上：当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已经通过内部调查或员工报告发现可能伤害未成年人的风险时，它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主动预防的责任，又应如何证明自己采取的措施足以保护年轻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