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最新发表在《分子生物学与进化》期刊上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标志性物种考拉曾在大约10万年前经历过一次严重的人口数量崩塌，这一时间点远早于人类登陆澳大利亚，因此基本排除了人类活动导致远古考拉数量骤减的理论。研究人员通过精确测定考拉的基因突变率，并对全澳范围采集的457份考拉基因组进行分析，重构了该物种的古代种群史，结果显示考拉数量在距今约10万年时大幅下滑，而此前多项研究一直认为这一转折点发生在约4万年前、即人类抵达澳大利亚之后。
考拉在当代城市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出现在T恤、钥匙扣、文具与各类纪念品上，但在澳大利亚东部部分地区，要在野外看到一只真正的考拉却愈发困难。目前，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以及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的考拉种群已被列入国家环境法框架下的“濒危”物种名录，反映出这一物种在现代面临的新一轮生存危机。
由于考拉化石记录极为稀少，传统方法很难准确估算其古代种群规模及变动过程，科研团队因此转而求助于基因组学。研究者指出，基因组就像一部“历史档案”，保存了祖先种群规模变动留下的遗传信号，只要掌握突变率，就能将这些信号转换成时间轴上的具体人口曲线。
此前基于基因数据的研究曾推断，考拉在约4万年前出现数量大幅下降，这一时间恰与人类登陆澳大利亚相近，因此不少学者将早期人类活动视为包括考拉在内的多种大型动物灭绝的潜在原因之一。不过，古代澳洲巨型动物（“巨型有袋类”等）消亡的真正驱动因素一直争议不断，人类狩猎、栖息地变化和气候震荡究竟谁主谁次，尚无统一结论。
为厘清时间线，此次研究团队首先构建了考拉自身的突变率基准，而不是继续沿用人类或小鼠等有胎盘哺乳动物的参考值。他们测序了来自三个位点家系的12只考拉基因组，其中包括7只亲代和5只子代，通过逐一比对亲代与子代的DNA差异来统计每一代中新出现的突变数量。
结果显示，考拉基因组约有34亿个可能发生变异的碱基位点，但每只后代身上仅检测到25处新突变。研究者形象地将这一工作比喻为：在超过1000套《指环王》三部曲的文本中，只查找25个被误打的字母，由此可见突变信号之稀少与筛查工作的精细程度。
在获得这一物种特异性的突变率之后，团队把它应用到此前已采集的457份考拉基因组数据上，这些样本覆盖了考拉在澳大利亚现存分布范围的各主要群体。通过模型推断，他们重建了考拉过去数十万年的有效种群数量变化曲线，并锁定大规模数量下滑发生在约10万年前，而非过去文献中的4万年前。
这一时间重估直接将考拉种群崩塌事件推前约6万年，意味着它发生在第一批人类抵达澳大利亚之前，从而在时间上“为人类洗冤”，几乎排除了人类直接导致远古考拉数量锐减的可能性。此外，这也是双门齿目（包括袋熊、袋鼠、负鼠等有袋类目群）中首个突变率实测结果，为日后解析其他澳洲有袋动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基准。
研究还指出，以往估算考拉古代种群规模的工作，多半被迫沿用人类、小鼠等远缘物种的突变率参数，这在时间尺度推断上不可避免会引入系统偏差。如今，随着考拉自身突变率的加入，相关模型的时间轴得到全面校正，关于该物种在澳洲大陆上兴衰起伏的遗传时间线也被“重写”。
那么，既然不是人类，导致考拉数量在10万年前骤然下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团队认为，这与当时澳大利亚所经历的剧烈环境与气候变化高度同步。在跨度约250万年至1.17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地球气候在长期的冰期与间冰期之间反复摆动，冷干与暖湿条件交替主导着全球以及澳大利亚大陆的生态格局。
随着气候转冷变干，澳大利亚南部的土地逐渐干燥化，内陆和南部大片区域被半干旱灌木地所取代，其中包括如今著名的纳拉伯平原的大规模扩张。这片广袤的干燥屏障不仅显著压缩了适合考拉生存的森林和林地面积，也在地理上隔断了澳大利亚东西两侧的考拉种群。
研究指出，纳拉伯平原以西的考拉种群后来被认为与现代东部考拉属于不同物种，该西部谱系最终在约2.8万年前灭绝。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部的考拉种群虽然被压缩在澳大利亚东海岸一小片森林区域内，但仍顽强地度过了多轮严酷冰期，保留了物种延续的“火种”。
随后，在过去约1.7万年里随着气候由冷干转向相对暖湿，东部残存的考拉种群开始重新扩张，沿东海岸向更广区域蔓延。遗传分析显示，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分化出如今沿澳大利亚东海岸分布的五个主要遗传群体，构成现代东部考拉的整体种群结构。
该研究的作者表示，接下来他们希望将类似的基因组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澳大利亚物种，特别是与已灭绝巨型动物关系最近的现存物种，以检验这些动物是否也同样在远早于人类到来时就经历过显著的数量下滑。如果类似模式被反复观察到，将进一步强化“自然气候循环与环境变化在澳洲古代物种兴衰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观点。
然而，对考拉而言，远古的危机并未成为历史终点，当下它们再次与生存压力短兵相接。研究引用的资料指出，今天澳大利亚各地的考拉种群正在经历新一轮数量下滑，濒危评估与保护呼声不断升级。
古今两次衰退之间有一个重要相似点：栖息地减少仍然是主因之一。在远古，全球冰期—间冰期循环及由此带来的大陆干燥化和植被更替几乎无法避免，是地球轨道变化所驱动的自然过程；而在现代，人类历史与现实中的大规模砍伐森林、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则在短时间内造成了同样严重甚至更剧烈的栖息地丧失。
研究指出，现代考拉所面临的威胁并不止于栖息地缩减，还包括历史和持续性的捕猎、疾病传播、道路交通致死、野犬攻击以及丛林大火频率与强度的上升等多重压力叠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某些区域的考拉种群不仅数量锐减，遗传多样性也开始出现下滑迹象。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遗传分析表明，多数考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流失发生在相对较近的时间窗口内，这意味着通过迅速而有效的保育措施，仍有机会阻止进一步的遗传退化和近交风险。科学家呼吁，保护和恢复适宜栖息地、控制关键威胁因素，并在必要时实施科学的种群管理与迁地保护，有望帮助考拉度过这一次现代“瓶颈期”。
研究最后写道，更新世的严酷气候与环境剧变曾经将考拉推到灭绝边缘，但东部种群最终熬了过来并再度扩散，形成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考拉分布格局。在经历了一次被时间线“平反”的古老崩塌之后，这一物种如今再次站在十字路口，科学界与公众也在密切关注：东部考拉能否再一次穿越难关，延续它在澳大利亚森林中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