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项研究由天体物理学家西蒙·波特吉斯·兹瓦特(Simon Portegies Zwart)与合作者共同完成,他们在文献梳理中发现,中世纪修士埃尔默(Eilmer of Malmesbury,又名Aethelmaer)极有可能在至少两次彗星来访时,都亲眼目睹并意识到那是同一颗彗星。相关记载保存在12世纪编年史作者威廉·马姆斯伯里(William of Malmesbury)的著作中,却长期被现代研究者忽视。
埃德蒙·哈雷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在17世纪末利用系统观测和计算,证明1531年、1607年和1682年记录到的一颗明亮彗星实为同一目标,并预言其将在1758年再次回归,这颗彗星后来被命名为“1P/Halley”。哈雷的工作标志着近代天文学在理解彗星轨道与周期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哈雷彗星”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然而,波特吉斯·兹瓦特等人梳理中世纪英格兰及周边地区的史料后发现,在1066年前后几个世纪内,编年史和口头传统中至少出现过五次与大彗星相关的记录,经比对可与同一颗短周期彗星的多次回归对应。研究指出,埃尔默在1066年再次目击这颗彗星时,已经是位年事已高的修士,他意识到自己在989年就见过同一颗彗星,并按照当时的观念,将其视作对国王的新一轮“天启”与凶兆预警。

1066年的那次彗星来访,成为人类观测史上的一段著名记忆,不仅在欧洲被广泛记录,在中国也留下了详细的天文观测资料。中国天文官员对这次彗星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观测,记载其在当年4月22日达到最亮,而布列塔尼及不列颠群岛的观测者直到4月24日才首次看到这颗彗星。这次显现后来被织入《贝叶挂毯》的画面之中,与英格兰王位之争和诺曼征服的剧变一同被永恒定格,成为艺术与历史交汇的象征图像。
在中世纪的欧洲,明亮彗星往往被当作“天谴”或重大政治与社会变故的征兆,与国王之死、战争爆发或饥荒相联系。研究者指出,围绕995年前后坎特伯雷大主教西杰里克(Sigeric)去世所流传的一则“彗星预示死亡”传说,在正史中并无对应天象记录,很可能属于当时的夸饰之词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古代版假新闻”,借神意之名渲染上帝对世人罪行的愤怒,以达到震慑民众的目的。
波特吉斯·兹瓦特与合作者在新书《多雷斯塔德及其以后:800–1100年间的欧洲港口、城镇与旅人》(Dorestad and Everything After. Ports, townscapes & travellers in Europe, 800–1100)中系统呈现了上述分析,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哈雷彗星”的命名问题。他们指出,这颗彗星在哈雷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至少两次被连续观测并被同一人识别为同一对象,因此“哈雷”一名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完整反映人类对其周期性认知的历史。
研究团队因此提出,应该考虑为这颗彗星更名,至少也应在命名上体现这位中世纪修士的贡献。波特吉斯·兹瓦特表示,这项工作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质,需要天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紧密合作,在解读史料细节的同时结合现代轨道力学进行推演,这既充满乐趣,也颇具挑战。他还透露,团队计划继续追踪类似的周期性彗星案例,探索更多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早期科学洞见。
目前,学界对是否应实际更改“哈雷彗星”的命名尚无共识,一些评论认为,即便增补命名也应是在保留“哈雷”之名的基础上,毕竟哈雷本人通过大规模比对历史观测并成功预言回归,在科学方法上的贡献无可替代。但这项新研究至少提醒人们,关于宇宙的许多重要认知,其实早在被写入近代科学史之前,就已经在中世纪修道院的手稿和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悄然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