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围绕人工智能的担忧正从失业、行业被颠覆以及学生利用AI作弊等现实问题，逐渐扩展到人工智能最终是否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更深层次讨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表面上似乎对AI更加积极，政府也在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进入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大量中国普通劳动者同样正在经历由AI带来的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机器取代，担心个人数据被用于训练AI复制品，也担心自己多年积累的专业技能迅速失去价值。这种局面让中国政府面临一个特殊的政策难题。北京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产业竞争力以及增强国际科技实力的重要工具，并计划到2035年让AI深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可能造成大规模就业岗位减少，而稳定就业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推动AI的速度越快，潜在的就业和社会压力也可能越大。
30岁的演员徐鹏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例子。去年失业期间，他意外获得了出演短剧的机会。中国短剧每集通常只有几分钟，近年来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内容形式。徐鹏随后前往浙江横店这一影视制作中心，并逐渐获得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可以出演一到两部短剧。
但今年2月春节过后，他原本预计还会出演两部短剧，却一直没有收到片方消息。徐鹏主动联系制片人后才得知，对方已经取消了这些项目，改用人工智能制作视频。
徐鹏形容，这种变化就像“昨天一切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就全部消失了”。
类似的担忧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中国网民甚至创造了“蒸馏”这一说法，用来描述企业利用员工工作期间产生的数据训练AI模型，从而制作能够替代原员工的数字化“复制品”。
一名网名为“南北”的用户今年5月在抖音上表示，她离职后发现前雇主曾将她数千条聊天记录、数百份文件以及全部工作邮件输入AI系统，用来创建一个负责接替她工作的“数字机器人”，甚至给这个AI复制品使用了她的名字。她认为，公司不再需要支付她任何工资，却可以让这个“数字人”永远替自己工作。
另一名网名为“谢小雅”的用户6月在小红书上表示，想到自己可能被这种方式“蒸馏”，已经让她无法安心入睡。她担心自己的AI复制品最终会比本人更加受欢迎。
AI对创意行业的冲击也已经变得非常具体。配音演员沈安宇大约两年前开始注意到，大量社交媒体视频似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了他的声音。今年早些时候，他聘请律师并起诉一家语音生成平台，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之中。但在诉讼结果出来之前，他已经因为AI抢走工作而受到实际影响。他形容自己的职业生涯正在“失血”，同时认为与AI共存已经不可避免，只是目前还不知道人类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与AI相处。
对于一些专业人士而言，AI带来的不仅是收入问题，还涉及职业本身的意义。
42岁的上海商业导演江先生喜欢挑选镜头、寻找合适的画面，并享受亲自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他原本不愿意把这些工作交给算法，但客户开始不断要求他使用AI，并告诉他只需要告诉AI想要什么，AI就能像魔法一样把结果制作出来。
在这种压力下，他开始使用Kling等视频生成工具完成部分工作。但他表示，这种体验让自己感到非常沮丧。过去的拍摄需要投入时间和成本，但同时也是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正在逐渐消失。
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AI产业发展，并通过政策、资金和产业规划鼓励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大量中国企业也在主动拥抱AI，希望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同时与政府推动的产业方向保持一致。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使用AI本身可能就意味着被竞争对手甩在后面。
但AI快速普及的实际效果并不完全符合最初的期待。中国国家级产业研究机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今年6月估计，中国接近70%的小型企业在AI应用方面仍然停留在初步试验阶段，主要原因是技术整合成本高、实施过程复杂。
DeepSeek去年推出大型语言模型后，中国企业曾迅速掀起采用热潮。但由于中国企业普遍不太习惯购买软件订阅服务，一些企业没有选择购买在线服务，而是购买所谓的“一体机”，也就是预装DeepSeek的小型数据中心，直接接入企业内部计算机系统。
这种方案尤其受到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欢迎，因为部署一台AI设备可以直观地展示企业正在进行“AI升级”。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很多购买者很快发现这些设备并没有带来预期价值，相关产品销量随后迅速下降。
今年早些时候，OpenClaw同样在中国引发巨大热潮。这是一款免费、开源的自主AI智能体，国内技术爱好者把安装和使用它称为“养龙虾”。科技企业举办了大量活动帮助用户安装和使用OpenClaw，北京3月举行的OpenClaw节甚至出现了百度搭建活龙虾水池供参会者观看的场景，一些地方政府还承诺向采用OpenClaw的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但热潮很快出现反转。一些用户发现，OpenClaw为了在缺乏详细指令的情况下自主工作，需要获得大量个人数据，而且有时会自行采取用户没有授权的行动。
一名小红书用户“HotdogWang”表示，她最初跟风安装OpenClaw，是希望得到一个能够替代员工工作的“数字员工”，最终却发现它既像一个不断烧钱的项目，又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有用户报告称，自己的AI助手删除了邮件，甚至未经允许使用信用卡购物。另一名抖音用户则表示，自己只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安装”才尝试使用，但72小时后就因为安全担忧将其卸载。
除了就业和个人数据问题，一些中国用户也开始担忧AI更加长期的风险。由于中国科技界对AI风险的公开讨论受到一定限制，目前尚未出现像美国那样由科技公司高管公开展开的大规模争论，但普通用户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AI失控的担忧。
一名抖音用户甚至写道，未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人类灭绝，要么人类关闭AI。
另一名小红书用户在与聊天机器人讨论人类未来时，被AI告知未来可能只有“与AI融合”或者“被AI淘汰”两种选择。他随后认为，如果AI最终拥有远超人类的智能、自己的意识并能够独立进化，那么人类将无法再控制它。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面临着人工智能扩张所带来的另一层现实压力。与美国相比，中国的AI发展更加明显地具有自上而下推动的特点。政府将AI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并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技术和产业扩张，而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则在政策推动下快速采用这些技术。
这种模式与美国形成一定差异。在美国，AI的普及更多是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自下而上试验的结果，政府和社会通过国会、法院、监管机构以及公共讨论逐渐确定边界。中国政府拥有更强的自上而下推动能力，因此理论上可以更快推动AI在整个社会普及。
但就业问题可能成为这种模式最大的限制因素之一。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稳定就业，因为大规模失业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不稳定。在中国早期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以及民营经济扩张能够吸收因产业变化而被替代的劳动者。但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市场本身已经面临压力，年轻人失业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果AI进一步替代大量人工岗位，原本存在的就业压力可能继续扩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Carl Minzner认为，如果出现“共产党精英与商业利益结合，用机器人劳动阶级取代人类劳动者”的局面，将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可能出现大量不满的人群。
中国近期的一些政策和司法案例也显示出政府正在关注这种风险。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东部科技中心杭州的一家法院维持了一项有利于一名科技从业者的判决。该员工此前因为被AI取代而与雇主发生纠纷，法院认为其被解雇属于违法行为，并认定他应当获得更多赔偿。
这一地方性法院判决并不构成全国性的司法先例，但其政策信号值得注意，即企业不能简单地将“AI替代员工”视为大规模裁员的充分理由。
北京市政府去年也提出，企业享受技术带来的收益时，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官方媒体今年3月进一步评论称，将AI直接等同于“减少员工”的企业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降低成本，但长期而言可能损失人才积累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并进一步削弱员工信任。
但要求企业采用AI、同时又尽量避免裁员，也会限制人工智能能够带来的部分经济效益。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AI问题专家Jeffrey Ding认为，中国领导层正在经济需求与政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AI确实有可能带来大规模、广泛的生产率增长，但中国共产党同时非常重视政治合法性和政权稳定。如果AI推广需要伴随大规模就业替代和社会结构变化，那么这种矛盾就会越来越明显，政府可能最终需要放慢AI普及速度。
因此，中国的AI发展可能出现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政府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并在全球AI竞争中取得优势；但如果AI推进过快，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消失，又可能产生政府希望避免的社会压力。
这也是中国AI发展与美国AI竞争之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如果美国企业因为安全、就业或社会影响而主动放慢AI研发速度，中国政府可能将其视为加速追赶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北京也必须考虑自身经济和就业环境，甚至需要判断，将AI快速强制性推广到普通劳动者身上是否会带来过大的社会风险。
对于最直接受到影响的人而言，这种宏观政策博弈最终仍然会落实到自己的职业选择上。
徐鹏目前已经找到新的工作，开始教授射箭和骑马，这些技能都是他在此前出演影视剧时积累下来的。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演员生涯，而是计划自己制作短剧，并部分利用AI帮助完成制作。
但他坚持认为，屏幕上的演员仍然应该是真实的人，而不是AI生成的人物。他相信AI不会彻底取代人类演员。对于仍然希望继续从事表演行业的徐鹏而言，这或许也是他目前能够保留的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