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诉OpenAI案进入结案陈词阶段

他在 2024 年提起诉讼，指控现任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及其核心团队背弃当初将 OpenAI 长期保持为非营利组织的初衷，转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组织结构和运营重心大幅转向营利模式。

外界普遍认为，这起诉讼的结果，可能改变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格局。 生成式 AI 技术的突破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失业、社会稳定，乃至人类生存风险的持续担忧。 在这一背景下，围绕阿尔特曼领导力的质疑，对 OpenAI 以及其竞争对手——包括马斯克自创的 AI 公司和由七名前 OpenAI 高管创立的 Anthropic——构成了额外压力。 这三家公司目前都正朝着首次公开募股（IPO）推进，预计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上市计划之一。 马斯克则在诉状中不仅提出索赔，还要求法院推动调整 OpenAI 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将阿尔特曼从管理层移除，一旦胜诉，OpenAI 的 IPO 计划很可能被迫中断或推迟。

对陪审团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马斯克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时效内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大量证词围绕 OpenAI 成立初期的运作展开，但马斯克提出的“违反慈善信托义务”和“不当得利”等指控，均受到诉讼时效限制。 OpenAI 方面辩称，马斯克起诉时间过晚，不能就 2021 年 8 月之前发生的行为主张损害赔偿。 审理此案的联邦法官此前在书面文件中表示，若陪审团认定马斯克的起诉超过时效，她“极有可能”接受该认定，并据此对被告作出有利裁决。

如果陪审团认为诉讼在时效内，那么下一步需要判断的是：OpenAI 是否在事实层面上存在一个被违反的“慈善信托”。 马斯克还指控阿尔特曼、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以及 OpenAI 公司整体，通过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转变，在其个人投资基础上“不当获利”。 对于同样被列为被告的微软，陪审团则需决定，该公司是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帮助和教唆”违反信托义务的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马斯克在 OpenAI 创立初期投入约 3800 万美元，而在他退出后，微软逐步成为 OpenAI 最大外部投资方。

结案陈词当天，阿尔特曼与布罗克曼出现在法庭上，而马斯克则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多位科技巨头高管正在中国访问。 马斯克的代理律师史蒂文·莫罗在庭上向陪审员表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对无法亲自出庭感到遗憾”。 在接下来的陈述中，莫罗集中火力攻击阿尔特曼的“诚信问题”，并援引多名证人的证词，称这些与阿尔特曼共事多年的关键人物在宣誓作证时都指称他为“说谎者”。 莫罗在法庭上强调：“山姆·阿尔特曼的可信度正是本案的核心。被告方必须依赖你们去相信阿尔特曼，如果你们不信任他、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们就不可能赢。”

根据马斯克一方的论证，由于他与阿尔特曼及布罗克曼从未签署正式合同，明确约定所谓“慈善信托”的权利义务，陪审团应综合考量三人之间的邮件往来、内部沟通记录、OpenAI 官网公开表述以及对外媒体采访内容，以此认定双方曾经在事实层面建立起一种具有约束力的信托关系。 在莫罗陈词期间，一场关于“马斯克是否索要金钱赔偿”的法庭插曲也短暂打断了庭审节奏。 法官在陪审员退庭后，严厉批评马斯克律师此前向陪审团暗示“马斯克不再追求任何经济利益”的说法具有误导性。 虽然马斯克在庭审开始前放弃了个人损害赔偿请求，但他仍在诉状中要求判令 OpenAI 及相关个人支付一笔未具体量化的巨额资金，用于支持 OpenAI 慈善部门的“公益项目”。 法官直言，马斯克实际上是在寻求“数十亿美元的返还”，并要求其律师要么当庭收回之前对陪审团的误导性说法，要么正式放弃这部分请求，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由法官向陪审团作出澄清说明。

代表 OpenAI 出庭的律师萨拉·埃迪则在结案陈词中反驳称，真正歪曲事实的是马斯克本人，而非阿尔特曼。 她表示：“莫罗先生说山姆·阿尔特曼不可信，而马斯克先生的证词才是与其他所有证人相互矛盾的。” OpenAI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坚持认为，马斯克明知并支持成立营利实体，以便支撑实现“造福人类”这一长期使命所需的研发投入与算力消耗。 埃迪指出，马斯克试图说服陪审团相信，他当年的捐赠附带着特定“附加条件”，不仅可以永久捆绑 OpenAI 的发展路径，还赋予他对公司拥有某种“永久性权益”。 “但马斯克在举证方面远未接近这一标准。”她说。

在谈到马斯克个人动机时，埃迪援引庭审证词透露，马斯克曾讨论让自己的子女未来接管 OpenAI 的控制权。 她指出，正是这种“对通用人工智能（AGI）主导权的渴望”，让围绕公司控制权的谈判高度紧绷。 在她看来，“这并不关乎抽象的公益性愿景，而是关于谁能掌控这种被视作下一代基础设施的技术”。

而在法院外，超过十名示威者聚集在门口，对双方阵营都表达了强烈不信任和抗议情绪。 不少标语将马斯克与阿尔特曼都视为“同一阵营的亿万富翁”，指责他们推动的技术产业正侵蚀环境、就业和公众心理健康，甚至有可能在长远上“抹去人类的未来”。 一些标语写着“别再用聊天机器人取代医护人员！”“在马斯克—阿尔特曼的法西斯世界里，工人没有未来”。 一名参与推动今年秋季公投将最低时薪提高至 30 美元的活动人士萨鲁·贾亚拉曼表示：“不管谁在法庭上赢，我们其实都在输。真正的赢家只有他们俩。”

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和平主义活动人士菲比·托马斯·索根则呼吁对人工智能实现“全球性禁令”，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除了陪审员和抗议者，“这场审判中的各方都很糟糕”。 她说：“双方都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他们都声称在为人类福祉开发 AI，但那是谎言，他们真正追逐的是贪婪。”

截至目前，陪审团尚未就时效问题及实体责任作出裁决，但各方普遍认为，这一案件的最终结果将为高速演进的人工智能产业设定重要先例。 无论马斯克还是 OpenAI 一方胜出，关于 AI 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与履行公共责任之间取得平衡，都将继续成为监管机构、企业和社会公众必须面对的长期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