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近日在新墨西哥州诉讼中解封的内部邮件显示，在公司关于Instagram伤害少女心理健康的研究被披露、引发巨大舆论风波后，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曾认真考虑，是否要改变公司针对社会议题开展研究与数据分析的方式。
2021年9月15日，也就是《华尔街日报》发表“Instagram让三成多少女对自身体态感觉更糟”调查报道的次日，扎克伯格向时任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以及全球事务负责人尼克·克莱格等高管发出邮件，邮件主题为“社会议题研究与分析——特权与保密”。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是否应当改变在社会议题相关研究和分析上的做法。”
这一邮件作为证据被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提交法院，用以支持该州对Meta的指控：Meta在明知其产品在设计上存在成瘾性、助长儿童性侵者活动并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仍以“安全”形象对外宣传，涉嫌欺骗公众。 起诉书认为，如果Meta当时公开其内部识别出的平台危害，将足以纠正其对外宣称平台“安全”的误导性表述。
针对诉讼，Meta发言人安迪·斯通向媒体回应称，公司“为持续开展透明、行业领先的研究而感到自豪”，并表示这些研究“多年来一直被用于推动实质性改进，比如为青少年账户引入内置保护措施，并为家长提供管理工具”。
从新解封的邮件内容可以看到，扎克伯格不仅反思Meta的研究策略，还将其与同行做法进行对比，尤其点名苹果等公司似乎通过“低调”策略规避了类似的舆论危机。 他写道，苹果“似乎根本不研究这些东西”，在iMessage中既没有内容审核团队，也没有举报机制，而是采取“用户自己为行为负责”的立场，从而无需建立专门团队系统性评估平台带来的社会权衡。 在他看来，这种不主动研究、不积累数据的做法“出乎意料地有效”。
扎克伯格还提到，在儿童性虐待材料（CSAM）问题上，Meta因为上报数量更多，反而在公众印象中承担了更大骂名——这让人误以为其平台上相关行为更猖獗。 相比之下，当苹果在2021年宣布一套包括扫描iCloud照片在内的新儿童保护功能时，却因隐私担忧遭到舆论猛烈抨击，最终选择收回相关计划，这在扎克伯格看来反而可能会促使苹果进一步固守“不主动承担责任”的原有路径。
除了苹果，他也将矛头指向YouTube、Twitter（现X）和Snap等平台，称这些公司“在不同程度上采取类似策略”。 在他的描述中，YouTube似乎有意“把头埋在沙子里”，以避免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而Twitter和Snap则可能出于资源限制，难以对平台上复杂的社会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不过，报道也指出，这些平台近年来也陆续对外公布过与青少年安全、数字福祉相关的研究和举措，例如YouTube成立青年与家庭顾问委员会、Snap推出数字福祉指数等。
在邮件中，扎克伯格对外界对Meta内部研究的反应显得颇为不满，认为公司本应因主动研究、试图改善平台社会影响而“获得表扬”，却反而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子。 他写道，媒体往往利用任何研究或内部建议来指责Meta“没有做到最好”，而不是承认Meta在行业内对这些问题投入了更大精力，并且很多解决方案在现实中存在权衡，不可能一一落地。
尽管如此，从随后的回信来看，Meta高层并未一致支持“收缩研究”的思路。 时任中央产品副总裁哈维尔·奥利文在回复中承认，“泄露很糟糕，而且会持续发生”，但仍强调“试图理解这些问题是负责任的做法”，希望公司继续研究如何让产品对所有人“更好”，只是在选题上可聚焦于确有明显相关性的议题。 主管产品、选择与竞争的副总裁大卫·金斯伯格也表示，经过几天“反复挣扎”，基本认同这一看法，认为内部研究对于提升产品体验本身就至关重要，即便撇开更宏观的“社会目标”不谈。
几天后，负责完整性工作的产品主管盖伊·罗森向管理层提交了一份方案清单，探讨如何调整公司在敏感议题研究上的组织结构。 这些选项从“将研究高度敏感主题的团队集中管理，以便更严格控制访问权限”，到极端的“解散内部敏感议题研究团队，必要时改为外包”，各有利弊。 最终，管理层推荐的并非最激进的做法，而是倾向于将相关研究团队进行集中整合，并计划在Instagram负责人亚当·莫塞里赴国会作证后对外公布这一调整。
莫塞里被随后加入邮件讨论，他则提醒称，如果在自己出席听证会之后才宣布这一调整，“看上去像是在隐瞒什么”，并强调团队此前已经沟通过这一点。 最终，Meta选择在莫塞里作证前对外宣布重组研究部门，并表示公司将继续就青少年福祉等敏感议题开展研究。 这也印证了扎克伯格在邮件中所感叹的：内部文件的泄露让此类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也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何“行业其他公司在这些问题上选择了不同道路”。